秦汉时期考古

宋  蓉

有鉴于此,近年来,笔者尝试着综合利用走马楼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对采集简中的嘉禾吏民田家莂、征赋与派役户籍簿、库钱账簿体系(含“襍钱入受簿”、“襍钱承余新入簿”、“襍钱领出用余见簿”)、两套作部工师簿、襍皮入受簿、库布账簿体系、隐核波田簿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复原整理。[7]兹不揣谫陋,试将研究思路和方法总结如下,期待抛砖引玉,为发掘吴简,乃至其他古井简牍簿书的复原整理与研究提供参考。

1文字

 滇西横断山区汉代考古发现及研究

蔚为可观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

凌文超

2016年秦汉考古成绩显著,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研究论著、论文集30余部,发表各类考古简报、研究论文700余篇部,研究角度广泛,无论是都城、陵墓、墓葬,还是画像砖石、简牍及科技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新见迭出。

 楼兰地区汉晋墓葬的初步分析

相比传世史籍,吴简簿书记录的内容,相对真实地反映了孙吴社会的“底色”,为学界在研究那些新奇、激烈、变动的历史问题时,提供了必要的历史背景和基色。这反过来会促使研究者更加理性平和地看待社会历史变迁,逐步重视社会日常和稳定秩序在历史潮流中的主导作用。

 

二 简牍遗存信息

简牍遗存信息如简牍形制、编痕、笔迹、简文格式和内容等也蕴含了许多可供簿书复原整理的信息,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时值得深入发掘和有效利用。

简牍形制是简牍本身的形状和样式。简牍时代“以事之轻重为策之大小,以策之大小为书之尊卑”。[12]吴简基层官文书也因簿书性质、内容、作用、制作等的不同,表现出复杂却有规律可循的形制。如汇集长沙郡中部各县工师及其家属的师佐简,简宽1.2-1.5cm,比乡里户籍简普遍要宽一些。田家莂和仓库入受莂因破莂不均,宽窄极不匀称,而以“入受莂”为根据制作的各类统计简,以及以“入受簿”为底账制作的上一级账簿如“承余新入簿”、“领出用余见簿”的形制却比较规整。可见,孙吴基层文书简也因行政级别的高低、簿记的流程而具有不同的形制。各类文书的形制差异虽大,但一般说来,级别越高、事情越重要以及记账归总,文书简的形制就越规整、美观、大方。因此,吴简的形制有助于我们判别不同类别的簿书。

简牍长度也值得引起重视。田家莂虽然存在编连,但长度差异颇大,如嘉禾四年完整券莂最长的有55.4cm,而最短的仅有42.2cm,相差长达13.2cm。竹简簿书长度的差异看起来并不明显,但测量同一简册,其中简牍的长度也不齐整,如揭剥图壹·图一和图二对应的户籍简长23.5-24.0cm,叁·图二和图四对应的简长23.0—23.3cm。而贰·图一对应的简长约23.5-24.5cm,该简册差异变动达1cm,甚至简贰·1728长24.7cm。简牍长度对于簿书整理的意义逐渐被揭示,以揭剥图贰·图一为例,鹫尾祐子根据该坨简长短差别,总结出两类格式,推测这两类简可能分属于不同的里。[13]侯旭东先生受此启发,以简牍长短差异为依据,结合其他信息,将第16盆中的户籍简归类集成,在广成里之外,又整理出“嘉禾六年广成乡弦里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14]同时,不同类簿书之间的长度差距则相对较大,如师佐简整体看来比户籍简短1cm以上,簿书之间简长的差异更为明显。由此看来,简长也可作为编排简册构成和判别不同簿书的重要依据。

此外,吴简木牍和竹简在形制上的关联颇值得注意。木牍一般长23—23.5cm,与竹简的长度基本相同,其编痕间距在7—8cm左右,与竹简编痕间距亦基本相等。这些形制相同、材质不同的简牍是否混编为同一份簿书呢?从采集简“隐核波田簿”来看,该简册由文书和记账构成,皆由竹简编连而成,其中竹简文书的格式与木牍文书的基本相同,据此,吴简中的简册似也可以是木牍的混编,军、州吏簿极可能就是这样编连的。[15]这为探讨吴简簿书的编连,特别是木牍和竹简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16]

编痕是简册编绳的朽存痕迹,它不仅是判断简牍是否编连的直观证据,也是研究简册具体编连的重要条件。吴简基本上有上、下两道编痕,简与简之间成“8”
字形交错编连。[17]如果编痕比较清晰,可作为判定前后简编连的依据。由于簿书内简长并不齐整,上、下编至两端的间距,即使是前后简,也会有差别,因而难以作为判定依次编连的依据。而同一简册内,上下编的间距虽然变动不大,但非前后编连简的差别依然存在。不过,编绳以“8”字形交错编织简牍,在前后编连简之间交错,前后编连简连接处编痕位置应大体一致,两简连接处中栏的间距应基本相同。因此,根据内容、形制等初步判定的关联简,可通过两简相接处内侧编痕间距是否相等进行确认。同时,编痕间距的差异也是区分不同简册的依据,如作部工师簿Ⅰ编痕间距约7—7.5cm,而作部工师簿Ⅱ约8—8.5cm,两者差距比较明显。与编痕联系紧密的还有契口、刻线,如嘉禾吏民田家莂有的编痕处有契口,大木简及木牍简面留有细刻线,由于图版难以显示或显示不清,这是否与编连和内容分栏有关,还有待今后结合实物进行全面分析。[18]

简文笔迹也是判明不同类别簿书以及简册内容编排的重要依据。以笔迹为依据对簿书进行分析之前,有必要搞清楚簿书的制作者。如果簿书由一人或少数几人制作,笔迹就可作为区分不同简册、判别简册各部分内容编排的依据。如采集简揭剥图对应的户籍簿简文笔迹基本相同,而与师佐简的笔迹差异比较明显。又如
“隐核波田簿”中存在2-3种不同的笔迹,[19]不同的笔迹组合成简册中的不同部分。如果簿书成于众人之手,笔迹一般芜杂,这时,笔迹就很难作为判定簿书编排的依据。如吴简各种仓、库入受簿,甚至同乡丘入受莂的笔迹也不同,笔迹对于这些簿书整理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另外,如果簿书制作者的书写风格大众化或写作工整,不同簿书之间的笔迹差异可能并不明显,这时笔迹也难以作为区分简册依据。如吴简户籍簿书写比较工整,即使类型功能不同的户籍簿,其笔迹也不易区分。因此,很多时候,笔迹只能作为区分简册和确认简册中各部分编排的辅助证据。

简文一直以来是簿书整理与研究的根本依据。简文大致可分为内容、格式和符号三个方面。首先谈简文内容。简文内容既是简牍学研究的主体,又是簿书复原整理不可或缺的根据。一般说来,簿书都是以特定内容为中心的简牍集合。简文内容反映了簿书的类型和性质,通过简文内容的对比分析,可以确认簿书的特征和功能,为簿书的分类提供基本依据。同时,简文内容的连贯性和关联性是分析简牍编连和簿书内容编排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无论通过考古学整理信息,还是简牍遗存信息进行简牍簿书整理,都必须结合简文内容进行分析,简文内容是簿书复原整理的中心。

其次,简文格式历来是簿书复原整理的重要依据。不过,在运用简文格式集成同类简之前,很有必要率先判定簿书的性质。就吴简而言,这类基层簿书的书写要求可能并不严格,常见简文要素缺省,特别是券莂成于众人之手,又因征缴赋税同时存在多种方式,有时同一簿书内的券文书写格式多样化。如库入受莂样式根据不同的纳入者可粗分为二,券莂对同一税种名称的书写也不一致。又如户籍簿中,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等的记录比较整齐,然而,赋役注记则存在一些差别,甚至同一户籍簿中的赋役注记也时常阙如,如揭剥图叁·图二和图四对应户籍簿中算赋注记就时常阙如。又如户籍簿和作部工师簿中的总结简,或以“凡”起始,或以“右”起始,但两者皆表示总起,很多时候并无明显的区别。倘若以这些简文格式的细小差异作为依据,对简牍分别进行整理,有可能反映出的并非簿书的原貌。因此,在利用简文格式对走马楼吴简这类基层行政文书进行整理时,不仅应大致明确簿书的性质、内容,以及制作者对文书书写的影响,也应当集其细末而成其大者,在简文格式众多的细微差别中,总结出最能体现簿书本质差异的特征,以此作为簿书集成分类可信赖的依据。[20]

简文格式不仅是吴简简册分类整理,也是簿书编连的研究依据。简文格式的显着差异有助于对同类簿书中的不同简册进行区分,如以户人简“○○里户人公乘”、户计简“凡口○事○
算○事○”和户人简“吏民身份”、户计简“右○家口食○人”的格式差异作为依据,可将相应简牍分类为不同户籍簿;如以注记“见”、“留”等的有无作为依据可以区分两套作部工师簿;又如以是否记录纳入仓库内容作为依据,可以区分仓库入受簿和新入簿。不仅如此,简文的具体格式也有助于判定简牍的编连。如成组家庭简往往按“户人简”、“户口简”、“户计简”顺序排列;簿书则往往先后排列标题简,内容简和总结简;而文书一般有固定的用词和格式,如以“叩头死罪”等用语为首尾,以“诚惶诚恐”、“白”、签署日期为末尾等,因书写格式的固定而形成文书简的满书、留空形式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排列简牍的先后次序。

再次,简文符号也是簿书复原整理经常利用的依据。吴简中常见的简文符号有同文符和点记。料核军、州吏莂据、嘉禾吏民田家莂和仓、库券莂上皆书有同文符,而在其他类简文中未出现。因此,同文符很直观地反映了券书的契据性质,这为我们判别不同簿书提供了依据。又如仓库入受簿和新入簿的部分内容和格式基本相同,但前者记有同文符,说明其简为券莂,其简牍形制宽窄不均,简文笔迹繁芜,与新入簿差异极大。可见同文符为区分簿书的类别提供了直观的依据。吴简点记符号则多记在总结简“凡”、“右”之前,对相应簿书内容进行统计。因总结简一般排在相应简之后,点记符号无疑也是分析簿书编连的直观依据。

杨军、王楚宁、徐长青报道了海昏侯墓出土的《论语·知道》的相关内容,张存良、巨虹介绍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的相关内容。张瑛从河西汉简中择取“律”性质较明确或自称“律”条文25条,参考睡虎地秦律和张家山汉律,对其内容、属性判断后确定共涉及《汉律》12种[《西北师范大学学报》4期],黄艳萍探讨了《肩水金关汉简》中所见“燧”的命名原则,焦天然提出作为新莽简判定标准的“”“二十”“三十”“十”等数字的使用始于始建国初年,终于地皇四年新朝结束,“桼”与“斛”不能单独作为新莽时期的断代标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1期),张丽萍、张显成从语义、语音上判断西北汉简中的“慈其”为文献中的“席萁”,为今天所说芨芨草,李婧嵘认为《二年律令》应由三位书手书写完成,其中一位书手书写半数以上简文,其他两位为辅助书手(《湖南大学学报,秦进才、李艳舒指出海曲汉简“天汉二年城阳十一年”简目前所知上书皇帝年号纪年、下书诸侯王纪年的最早证据,其“城阳十一年”为城阳惠王刘武纪年,杨安结合残存在竹简上的细节以及与传世文献,对银雀山汉简中的“八风图”进行重新复原和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期),范常喜指出马王堆汉墓遣册原释的“白羮”当为“甘羹”,是用枣、栗、饴、蜜等甘物调和而成的甜羹。

目录

深入研究剥开文献中的奥秘

 

一 考古学整理信息

走马楼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依据主要有二:一是考古学整理信息,二是简牍遗存信息。先来分析考古学整理信息的作用。走马楼吴简由考古发掘和采集而来,目前学界主要对采集简部分开展了系统研究。采集吴简原处于J22北半部分,因机械施工遭到破坏,被铲掘当作渣土运走,倾倒在十里之外的湘湖渔场。这是一批经考古工作者探查清理而抢救回的简牍。整理者根据采集简的遗存情况进行清理、揭剥,分别绘制了揭剥图、盆号和清理号。

揭剥图是根据成坨竹简清理揭剥时的留存状态,绘制的侧视位置示意图。整理者根据采集成坨竹简的遗存情况,采用自上而下、从左至右分层揭剥,和由外往内、环绕揭剥两种方式进行清理揭剥。因清理揭剥方式的差异,揭剥图可分为分层、环绕以及分层环绕结合示意三类。虽然在清理揭剥过程中,难免存在观察与操作的失误,绘图时也根据各种需要作了适当的调整,但揭剥图还是基本真实而直观地反映了残存简册的留存状况。因此,以揭剥图为依据,我们可将对应的简牍大致整合为采集时残余簿书的状态,这为我们进一步考察簿书的编连、收卷和内容构成奠定了基础。

采集吴简共有11幅揭剥图,绝大多数为单个简册的中心或部分遗存,保留了许多简册原始编连的信息。其主要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揭剥图为依据,考察简与简、简层与简层、甚至揭剥图与揭剥图之间的关联,有助于判定簿书的编连、收卷以及各组成部分的编排次序。探究揭剥图中各简层、以及相邻简层之间的联系,一般存在许多以地名、人名、亲属关系和文书语句关联的对应简。这些对应简的位置关系反映出简牍之间的编连关系。在分层揭剥的示意图中,倘若以中心简面相对的简层为基准,将揭剥图划分为上、下部分,上、下部分的简层也大都以所属县、乡、文书类型和特定内容等为依据,集合为关联简群,一般具有层次性,且上、下部分简层大致呈现对应关系。而关联简群之间的位置关系则反映出簿书各内容的先后编排。不仅揭剥图内各简、各简层之间关系密切,而且多个揭剥图之间也可能存在对应关系,如揭剥图壹·图一和图二两坨户籍简就是从嘉禾四年小武陵乡征赋户籍簿中离散的,[8]又如揭剥图叁·图二和图四、叁·图三和图五之间也因为内容对应而组合为同一个簿书,[9]分别为某类户籍簿、仓米承余新入簿。

第二,揭剥图有助于我们判别簿书的内容构成,避免混淆不同簿书中内容、格式相近的简牍。采集简揭剥图除叁·图六由仓米简和户籍简混杂外,其他10幅揭剥图所对应的残存簿书内容单一,阑入简极少。即使存在阑入简,也因其形制、格式、内容迥异,一般排列在揭剥图外围而容易剔除。因此,揭剥图有助于我们判别不同的简册及其内容的构成。比如吴简户籍簿,由于不同简册的形制、格式、内容十分接近,对其分类学界历来争议纷纭。然而,采集简5幅户籍簿揭剥图中,壹·图一和图二、贰·图一、叁·图二和图四分别对应着3个不同的简册,这为我们探讨户籍簿的类型和功能,廓清相关争议提供了重要依据。又如揭剥图叁·图一中的师佐简与《竹简〔壹〕》中师佐简因格式的细微差异而可分属于两个簿书。

第三,揭剥图有助于我们探讨走马楼吴简在J22中简册的位置关系。走马楼吴简各简册在古井中放置的状况关系到古井简牍这类独特埋藏方式的探讨,揭剥图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条件。如揭剥图叁·图七对应着“襍钱领出用余见簿”,但该图最下方4枚简为“隐核波田简”,属于叁·图八所对应的“隐核波田簿”,这两份簿书主要处于第37盆中,关系密切,它们原来在古井中应是放置在一起的。而揭剥图叁·图六中仓米入受莂和户籍简混杂,或许反映了某类户籍簿和仓米入受簿原来的放置位置接近。今后可以结合发掘简揭剥图,对简册在古井中放置状态展开全面研究,考察各簿书在J22中大致的排列情况,进而探讨其埋藏方式和目的。

如上所述,揭剥图是吴简簿书复原整理与研究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考古学依据,但采集简揭剥图也有其局限性。其一,采集简揭剥图数量过少,并未涵括采集吴简中所见的全部簿书,特别是大量出现的仓米入受簿、仓米领出用余见簿、库钱入受账簿、地僦钱簿、户品出钱簿,军吏簿、州吏簿等,皆未见相关的揭剥图。其二,采集吴简中成坨竹简的留存情况决定了揭剥图所蕴含原始遗存信息的多少。有的揭剥图所对应的留存简册保存比较完整,如《竹简〔贰〕》附录的揭剥图为嘉禾六年广成乡派役户籍簿的中心,呈现出环绕收卷的形状,该图比较完整而准确地描绘了广成里派役户籍簿留存原貌,循该简册收卷方式,按示意图编号排定各简的先后次序,并根据简文格式和内容关联进行微调,能较好地复原整理该里户籍簿。[10]而采集简其他揭剥图所对应的简册非常残缺,简册编连经受的扰乱较为严重,仅按揭剥图编号编排各简次序就会与简册的实际编连相去甚远,复原的难度更大。虽然这些残缺严重的简册揭剥图,依然能为我们大致分析简册的编连、收卷和内容构成提供依据和线索,但是,要更为全面地了解吴简各簿书的基本情况,还需要以揭剥图为依据,初步复原整理出残余簿书,再利用其他有用的信息,在更大范围内对相应簿书进行有效的整理。

盆号是扩大吴简簿书整理范围的另一个重要而又比较可靠的考古学依据。考古工作者在建筑垃圾倾倒场抢救清理走马楼吴简的过程中,每发现一处,就将清理出来的简牍及时用大盆盛装,并按清理盛装的先后顺序对各盆进行编号,是为盆号。每盆中的简牍基本上皆属同一清理地点的采集简,相邻盆号则反映清理地点邻近。采集简在J22中的原始留存状况虽然遭到施工毁坏,但是,因同盆竹简出自同一采集地点,又因淤泥的粘连,关联性较强,这不仅从成坨竹简揭剥图中可以得到反映,而且同盆中往往聚集出现大量同类散简亦可说明。如作部工师簿Ⅰ中的师佐简绝大部分出现在第12盆,小部分出现在第13盆,在其他盆号中出现的非常少;而作部工师簿Ⅱ中的师佐简基本上出现在第25盆,其他盆号中只有零星出现。又如隐核波田簿中的简牍大部分集中在第37盆,少数在第36盆。可见,吴简采集简册的主体部分大多集中在单个盆号或相邻盆号。而发掘吴简部分,考古工作者分区揭取,同一区域内的简牍放置在同一盆中,同盆之中简牍间的联系显然更为密切。

据此,我们以揭剥图初步整理的残存簿书为基础,聚集同盆或相邻盆中的同类简,结合清理号和简牍遗存信息,进而可对该簿书进行比较全面的编排整理。如根据第37盆中的揭剥图叁·图七,可以对库钱账簿体系中残缺严重的“襍钱领出用余见簿”进行初步整理。考察第37盆及相邻的第36、38盆中的库钱散简,基本上也都从属于“襍钱领出用余见簿”。确定了这一簿书的基本内容,再分析其他各盆中出现的库钱散简,“襍钱承余新入簿”聚集在第12盆中,多个“襍钱入受簿”简册分别聚集出现在第5、8、28盆中。通过揭剥图和盆号的结合,我们基本上可以对库钱账簿体系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盆号不仅为扩大簿书整理的范围提供了条件,而且为区分簿书体系中的不同简册提供了依据。

在利用揭剥图、盆号整理簿书的过程中,清理号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清理号是整理者逐盆清理竹简时为每枚简编制的简号,简号直接地反映了粘连竹简之间的关系。采集吴简出版号就是根据清理号进行整理的,揭剥示意图编号也与清理号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请参见各书附录“揭剥位置示意图”下“竹简整理编号与揭剥位置示意图对应表”)。因此,清理号不仅体现了成坨竹简清理揭剥的排列状态,也大致反映了零散竹简的粘连情况。我们在利用揭剥图进行簿书复原整理的过程中离不开清理号,在考察各盆聚集简的过程中,也需要根据清理号对连续出现的同类简进行分析。清理号有时还保存了非常重要的原始遗存信息。如吴简中一类以“凡口○事○
算○事○”为户计简的户籍簿中,因揭剥图残损、简牍编连扰乱以及关联依据不好确定,从中较难复原家户例证。然而,散简中连续清理号壹·10094、10093和10092整齐地显示了一组完整的对应家庭简,[11]这组家庭简很可能因淤泥的粘结而未离散,经过整理者细致的清理而保留了下来。这为我们研究这类户籍簿的类型和功能提供了难得的完整家庭简例证。

走马楼采集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揭剥图、盆号和清理号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吴简的采集原貌,为散简的复原整理提供了客观可靠的考古学依据,而发掘简更为详实的考古学信息,必然会推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长足发展。

陈苏镇据文献记载指出,秦汉皇宫中称作“某某殿”的建筑应由殿、室、房、厢、阶、庭等组成,其中殿是最大最重要的空间,殿建于台基之上,南有东西两阶,室位于殿北正中,有户、牖与殿相通,室两侧有房,堂两侧有箱。左房向北敞开,有阶。两厢分别向东西敞开,亦有阶。殿前有内外两庭院。内院称庭或中庭,庭前有门,其外有大门(《中国史研究》3期)。刘振东梳理了长安城郊区建筑的文献和考古资料,提出汉长安城与郊存在内在联系,礼制建筑及墓葬都分布在城郊,而随着长安城的发展,城内设施亦外溢到郊,逐渐出现城郊一体的倾向(《考古与文物》5期)。晏新志对建章宫太液池出土石鱼和文献所载昆明池内石鲸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张建峰系统梳理了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考古的发现,并参考历史地理和城市水利学成果,第一次从考古角度将之前零散的水利考古发现,组织起来开展城市水利研究,探讨不同时期城市水利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分析城市水利与自然、社会的辩证关系(《汉长安城地区城市水利设施和水利系统的考古学研究》)。

 广西合浦汉墓出土铜钹略考

复原简牍提供完整考古信息

 

这两类研究方式显然是当前简牍学研究中的主流。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成果持续增长的同时,学界开始对这两类长期运用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首先,从历史问题出发选择吴简新材料进行研究,较为关注吴简的独特之处,对吴简中大量重复的一般性材料往往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它们很容易被选择性忽视。其次,分类、集成研究虽然重视吴简的系统性,强调对吴简应有整体性的认识,但分类和集成的结果与其簿书的原始状态仍有相当大的距离。如依收支结算程序对仓、库账簿中的简牍进行分类集成,就很容易将不同簿书中的简牍混合归拢在一起。

刘瑞在梳理城固饶家营“张骞墓”的考古发掘历程和相关资料后指出墓主与张骞无关(《两个世界的徘徊》)。姜生认为马王堆一号墓四重棺分别代表冥界、昆仑、九天和大道,它们与内棺上的T形帛画一起表达着死后转变成仙“与道为一”的整个过程,李小旋关注了马王堆和金雀山墓葬出土帛画在内容、意义和功能等方面差异和由之而体现墓葬观、死后观的变化。刘尊志认为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是一处与楚国相关的列侯墓地。

 魏晋十六国时期河西与西域问的商业贸易

吴简文书学研究使相关历史问题的探讨建立在簿书基础上,其研究对象不再是零散、特殊的少数简牍,而是汇集同类散简、接近原始状态的簿书,使那些内容单调、格式相同的散简同特殊简牍一起,在簿书中发挥着应有作用。在簿书的框架下分析材料,能有效防止研究者按需选材、随意解读,从而使结论更为可信。

 

四 意义

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对吴简采集簿书进行复原整理,大致明确了采集吴简中簿书的种类及其构成。采集吴简按材质和形制可粗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和竹简两大类。竹简簿书大致可分为五类:户籍簿、名籍簿、库账簿、仓账簿以及特殊簿书。这五类簿书又分别由多种具有特定功能的简册构成,如户籍簿涵括具有征赋、派役、限佃等功能的户籍簿;名籍簿含两套作部工师簿、户品出钱人名簿、私学簿、军吏簿、州吏簿、叛走簿等;库账簿含库钱账簿(襍钱入受簿、襍钱承余新入簿、襍钱领出用余见簿),库布账簿(库布入受簿、库布承余新入簿、库布领出用余见簿),库皮账簿;仓账簿含租税限襍米账簿(襍米入受簿、襍米承余新入簿、襍米领出用余见簿),贷食簿,取禾簿等;特殊账簿如隐核波田簿、官牛簿等。以相对客观的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为依据,复原整理的各类簿书、简册,与过去主要以简文内容、格式为依据进行的分类相比,更加客观、可信。

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近年来,古井简牍多批次大量出土,而吴简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古井简牍的遗存情况与边塞简、墓葬简不同,其发掘、整理也有自身的特色,而过去简牍簿书的复原与集成,主要集中在边塞简和墓葬简研究上,古井简牍文书学研究,[21]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相关学术积淀相对薄弱。开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与研究,建构吴简文书学,尽快更好地奠定古井简牍文书学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将有力地促进简牍学科的发展。

其次,将零散的吴简尽可能地恢复到簿书的原貌,使相关历史问题的探讨摆脱了以零散简牍作为论据的局限性,促使吴简研究从关注独特性简牍扩展至篇章的整体研究。面对失去编连且纷繁杂乱的残篇落简,简牍学研究以往比较关注特殊的简文,而忽视了这些简牍原本从属于某一簿书,在这一簿书中有着特定的位置和作用。因而,这类研究很容易放大单枚或数枚简牍的特殊性,对簿书却缺乏整体性认识。而簿书的复原整理,一方面,使得研究的对象不再是零散的、特殊的少数简牍,而是汇集同类散简、接近原始状态的簿书,使那些内容单调、格式同一的散简同特殊简牍一起,在簿书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简牍学研究很多时候从研究者自身的学术兴趣出发,选择相关简牍作为论证材料,以问题为中心选材,很容易将原本不同类或多个簿书中的简牍拼凑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的结论有时难免会发生偏差。簿书的复原整理促使简牍学研究更加注重选材,不是随意地各取所需,而是在特定簿书之内分析材料,从而避免混淆不同簿书的内容。在簿书的框架下分析材料,也能有效地防止研究者对材料进行随意解读,使结论更可信。

再次,吴简采集簿书的复原整理,是发掘简进一步整理的前提,有利于传承经验,改进不足。不仅如此,近年来,随着基础建设的快速发展,简牍频出,其中多为抢救性发掘或零散采集简。这些简牍脱离了原始埋藏环境,但因原有器具的盛装、淤泥的粘结等,仍带有遗存信息。采集吴简室内清理及簿书复原整理的经验对其整理与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簿书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
“簿书”,与“簿籍”含义相近,指官文书簿册,如《续汉书·百官四》司隶校尉条:“簿曹从事,主财谷簿书。”《三国志》卷五二《吴书·顾谭传》:“每省簿书,未尝下筹,徒屈指心计,尽发疑谬,下吏以此服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230页)同书卷五六《吕范传》:“权守阳羡长,有所私用,策或料覆,功曹周谷辄为傅着簿书,使无谴问。权临时悦之,及后统事,以范忠诚,厚见信任,以谷能欺更簿书,不用也。”《南史》卷七〇《循吏传·丘师施传》:“后有吴兴丘师施亦廉洁称,罢临安县还,唯有二十笼簿书,并是仓库券帖。”“簿书”一词在两汉六朝史书中较“簿籍”更为常见。

[2]
《长沙走马楼二十二号井发掘报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页。

[3]
本文中,“簿书”是集合名词,而“简册”、“册书”是个体名词。换言之,“简册”、“册书”指的是特定的、独立的、单个的简册,而“簿书”则是同类性质简册的集合,指一类簿籍。

[4]
簿书复原整理,是指以复原为基础的簿书整理。走马楼吴简簿书大多已朽散,成坨竹简较少,简册遗存信息亦有限,据之仅可以初步复原少数残存简册。这些初步复原的简册为簿书的进一步整理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根据其内容、编连样式等,集成相关简牍。

[5]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57—93页。

[6]
宋少华《长沙三国吴简的现场揭取与室内揭剥——兼谈吴简的盆号和揭剥图》(《吴简研究》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页)对吴简考古发掘和室内整理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综合介绍和说明。

[7]
参见拙作《嘉禾吏民田家莂编连初探》,《简帛研究二〇〇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245页;《走马楼吴简采集“户籍簿”复原整理与研究——兼论户籍簿的类型与功能》,《吴简研究》第3辑,第9-64页;《走马楼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复原整理与研究》,第五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论文,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8月;《走马楼吴简两套作部工师簿比对复原整理与研究》,《简帛研究二〇〇九》,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237页;《走马楼吴简库皮账簿整理与研究》,《北大史学》第16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45页;《走马楼吴简库布账簿体系整理与研究——兼论孙吴的户调》,《文史》2012年第1辑,第53-110页;《走马楼吴简“隐核波田簿”复原整理与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1期,第107-145页。文中有关这些簿书复原整理的引例,不另出注。

[8]
“揭剥图壹·图一”即《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附录“竹简揭剥位置示意图”图一。以下类推。

[9]
邓玮光利用揭剥图叁·图三和图五对相应简册进行了复原尝试,参见其作《对三州仓“月旦簿”的复原尝试——兼论“纵向比较复原法”的可行性》,《走马楼吴简采集簿书的复原与研究》,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5月。

[10]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竹简〉〔贰〕“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复原的初步研究》,第61—65页。

[11] “简壹·10094”
即《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中出版号为10094的简。以下类推。

[12]
王国维原着、胡平生、马月华校注:《简牍检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8-33页。

[13]
鹫尾祐子:《长沙走马楼吴简连记式名籍简的探讨——关于家族的记录》,《吴简研究》第3辑,第65-87页。

[14]
侯旭东:《长沙走马楼吴简“嘉禾六年弦里吏民人名年纪口食簿”集成研究:三世纪江南乡里社会管理一瞥》,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台湾,2012年6月。

[15]
侯旭东先生指出,吴简木牍一般有上下两道编痕,当与其他简编连成册,估计应是册书的首简。侯旭东:《三国吴简两文书初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74页。

[16]
大庭脩认为,材料同一是复原册书的四个操作策略之一。大庭脩:《汉简研究》,徐世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3页。从吴简情况看,似乎不尽如此。

[17]
萧静华:《从实物所见三国吴简的制作方法》,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6-27页。

[18]
孙沛阳《简册背划线初探》(《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发现多种文献类简册背面斜划线是竹书编连的重要依据。吴简以及其他文书类简牍背面是否存在这类划线,又是否可作为簿书整理的依据,还有待专门的考查和研究。

[19]
大庭脩认为,笔迹同一是复原册书的四个操作策略之一。大庭脩:《汉简研究》,徐世虹译,第10-13页。从吴简情况看,笔迹同一似乎并非充分条件。

[20]
永田英正认为,简牍的记载样式是简牍集成最重要的基准之一。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张学锋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9页。从吴简的情况看,以简文格式作为依据之前,还需确认其差异真实地体现了不同簿书的基本特征。

[21]
简牍文书学研究,即从简牍文书本身入手,以考古学整理信息、简牍遗存信息为依据,以简册、簿书的复原、集成整理为中心,探索简牍文书制度,再以此为基础,对文书内容、作用开展研究。

墓葬

 《敦煌太守裴岑纪功碑》出土时地及版本源流考辨

吴简文书学研究以确认的簿书为依据,具体而微地探讨孙吴临湘侯国文书行政的基本情况。比如户籍的整理与研究,明确了简牍时代户籍的基本情况。当时的户籍,一类是郡及中央掌握的记录与户口有关各项统计数据的簿书,另一类是县、乡收藏的具体登录户口人名年纪口食等的籍书。简牍户籍的确认,既展现了简本户籍与纸本户籍的不同之处,又有助于我们检讨目前学界籍账研究中的“泛户籍”问题。又如库账簿体系记录了由“入受”—“新入”、“承余”—“领收”、“出用”、“余见”组成的杂钱收支流程,体现了孙吴基层财政簿记已运用基本成熟完备的四柱结算法。与后代簿记制度不同的是,收支流程体现在三种简册组合的形式中,并非在同一簿书中完成。再如举私学簿、隐核新占簿反映了孙吴皇权与将权围绕占募进行的博弈。孙吴建国后,孙权与豪将的矛盾以及政令执行成效的大打折扣从中可见一斑。此外,孙吴加强对吏民的人身控制,促进了“吏户”、“士家”的形成,为征讨武陵蛮加大了对编户民的赋调,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出卖夷生口、兴复陂田等在吴简簿书中都有具体的记录。

(上海博物馆,上海  20000)

在这一方面,侯旭东先生最先利用揭剥图对嘉禾六年广成乡广成里“吏民人名口食簿”进行了复原,讨论了簿书的构成、形制及其反映的相关问题,复原后的簿书标本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吴简户籍簿做了铺垫,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5]侯文利用揭剥图复原吴简簿书固然具有导夫先路之功,但其所利用的揭剥图完整性和准确性较高,而采集简其他揭剥图残缺严重,扰乱明显,故这类揭剥图很长一段时间内乏人问津。此外,吴简考古学整理信息如盆号、清理号,[6]简牍遗存信息如简牍形制、编痕、笔迹等,皆有助于簿书的复原整理,但学界关注得不多,利用得不够。

晏昌贵根据对天水放马滩木版地图的重新照相时发现“北方”而确定的地图上南下北方位,对地图内容进行了重新复原、释读,并提出了其所表现的今地域范围,认为其主要表示东柯河、永川河及永宁河上游的花庙河,其地域范围东西约40千米、南北约50千米,计2000平方千米,该地图绘制早于墓葬下葬,在公元前300年前后,其为墓主生前使用地图,各图反映地域的大小或系墓主生前职掌地域范围变化之故,郑威依据新公布简文论证认为新武陵当为洞庭郡治。陈松长释读了岳麓秦简中出现的几个令名,李国强确定了先农的田祖原型及其与其他农业神的整合过程,区分了先秦时代十月腊祭和十二月蜡祭的功能特征,指出周家台祠先农简中的禾、黍均源于北方粟作农业,与楚地稻作农业无关,楚地先农祭是秦人强权文化一统天下和秦人国家宗教征服楚地信仰的见证(《中国文化研究》2期),史达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的四枚漏简应附于《廿七年质日》末尾,为一名叫“爽”的小吏的履历,而“爽”可能是曾任江陵县丞的《质日》拥有者的下属[《湖南大学学报》4期],沈刚认为秦简中的吏仆与吏养分指驾车和炊事人员,其来自徒隶而偶有戍卒,有特殊技能工匠不能任吏仆。李洪财认为岳麓秦简中的从人是一种“级别较高”的特殊犯人,可能就是传世文献中记载的主张合纵反秦的人,并对秦的从人管理进行了考察,周海锋从新出秦简中的礼俗分析出发,认为秦代对礼俗的重视反映其治国是礼、法并行而非唯法是从(《中国文化研究》2期),杨艳辉、张显成提出简帛文献整理应组建文史兼备的专家库以减少释读欠妥的现象,并制定文字隶定和释读标注的体例,以防释文标注不严,并应辨明文献文句的层次,厘清句间逻辑,以防释文标点不当[《南通大学学报》4期]。

 论新疆地区汉晋服装的式样——以上衣的裁制方法和装饰工艺为中心

在出土之初,由于古井埋藏环境不佳,久埋地下的吴简腐蚀严重,编绳朽绝,简册形制已不复存在。加之井内堆积状况复杂,吴简与井内堆积物的相互关系难以判明,简牍埋藏目的亦不清楚。不仅如此,其原始堆积状况与叠压层次还遭到机械施工的毁坏。因此,对其进行整理可谓困难重重。但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吴简编绳朽坏以致丧失编连,但因淤泥的黏连,散简不同程度上留存了簿书的样貌。其状态表现为,吴简普遍残存了两道编痕,很多成坨竹简呈现出收卷状。遗存在井中的简牍,其摆放有一定顺序,层层相叠,似有意为之。

  本文对未曾发表的上海博物馆所藏五件盂鼎旧拓本,作了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包括拓本时代、题跋考釋、题跋作者及其相互关系,乃至拓本的流传。本文引述了大量相关的文献记载、书信题跋等史料,就早期盂鼎拓本版本和流传、盂鼎出土后的收藏和流传、与同时出土的另一件盂鼎(小盂鼎)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另外就其中的两件全形拓,
进行了专门有关青铜器器形拓制的分析和讨论。本文列举的史料证明清道光(1821—1850)中期即有盂鼎拓本的流传。结合上博藏8595与9716拓本的差异,分析了早期“二白”本与后来出现的“三白”本,其变版的时间可能在吴大澂居北京的清光绪四年(1878年)九月至光绪五年(1879年)一月。潘祖荫得到盂鼎的时间在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得鼎后作《盂鼎歌》,并召集了鉴赏聚会。与盂鼎同时出土的还有另一件盂鼎,习称小盂鼎,其实今天仍无法确定两件盂鼎孰大孰小。此鼎被清道光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1843—1848年)任职岐山的李文翰所获得,李文翰还曾给自己及其儿子起过伯盂的字号。后来此鼎传毁于战火。小盂鼎的拓本流传很少,至今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上博8595与9716拓本,还同时有按器形原大制作的全形拓,气象宏伟,而且是用整张纸拓制的,也是今天所见制作得最为精细,造型准确的较早的青铜器全形拓,对于青铜器全形拓历史及其技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标杆式的意义。
 

关键词】走马楼吴简 簿书 复原整理 简牍文书学

王天姿、吴博分析了辽东半岛汉墓的分布特征和汉文化传播路线,王禹浪、王俊铮从辽东半岛汉墓类型分析出发研究了汉文化在半岛乃至东北亚的传播等相关问题(《大连大学学报》4期)。

 新疆温宿县博孜墩墓地初探

自20世纪末以来,各地古井中出土的自战国楚至西晋的简牍文书蔚为大观。相比边塞简、墓葬简,古井简虽然出土最晚,却有后来居上之势,在简牍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其中,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尤为引人关注。它是首批出土于古井中的简牍,数量达10万枚之众,至今仍是出土数量最多的简牍,内容丰富新奇,作为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行政簿书,正是《三国志》等史籍因“常事不书”而未记载的内容。

凌文超

三 复原整理的原则

以上我们举例讨论了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中的作用。值得强调的是,这两类依据常常不是孤立地发挥作用,也并非全盘利用才可行,而是需要针对具体的研究对象,根据实际情况,从不同的角度,在各种信息中捕捉到可靠而有效的依据,进行复原整理。下面,本文就吴简采集簿书复原整理过程中,如何利用这两类依据谈谈我们的看法。

第一,要全面了解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在簿书分类或复原整理的过程中,首先应考察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并考虑如何综合利用。在之前的研究中,许多研究成果未全面利用这两类信息,特别是对考古学整理信息的关注很不够。比如,在采集简户籍簿的分类研究中,一开始很少有研究成果利用揭剥图。其实,揭剥图为户籍簿类型和功能的分析提供了比较准确的考古学依据,有助于解决一些长年争议不绝的问题。又如,通过采集简盆号,我们能探寻簿书主体内容的集聚状态,然而,目前虽有许多以简文格式为依据集成簿书的研究,而利用盆号进行簿书整理的依然很少。因此,笔者认为,开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首要步骤就是要占有丰富而合乎实际的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这是进行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基础和前提。

第二,要根据簿书的实际留存情况,综合运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开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吴简采集簿书复原整理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因此,首先应协调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之间的关系。我国简牍学研究有强调简文内容的传统,而对考古学相关信息的利用稍显不足。毋庸置疑,简文提供的信息最为丰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考古学整理信息为簿书的复原整理提供了相对客观的依据。因此,要实现简牍簿书复原整理的快速发展,就需要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比翼齐飞、相得益彰地发挥作用。

第三,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应坚持“从整体到局部”,“存小异求大同”和“由此及彼”的原则。“从整体到局部”是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应坚持的首要原则。通过简文和形制,我们很容易从整体上了解吴简的内容。比如,因简文内容的不同,走马楼吴简按记载的对象可分为田家莂、仓米、库钱、库布、库皮、户籍簿、作部工师簿、隐核波田簿和其他各类特殊簿书;又因形制和材质的差异,吴简可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和竹简两部分。按内容、形制进行大致分类,是从整体上初步认识吴简最便捷的途径,也为簿书的复原整理指明了大致方向。以此整体认识为前提,有助于我们更为细致地分析吴简的各个组成部分。由于揭剥图一般对应着残存的简册,簿书的主体内容聚集出现在单一或相邻盆号中,揭剥图和盆号为在同类简牍中判别不同简册提供了条件。根据簿书的实际留存状态,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不仅能在同类散简中辨别不同的简册,也能对简牍编连、内容编排和简文样式等进行有效的探索和总结,从而为簿书的复原或集成整理提供可靠的依据。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过程中坚持“从整体到局部”的原则,先全面感知吴简大概内容,再具体探究其簿书构成,有助于在大框架下协调各簿书之间的关系,为简册复原整理指明方向,从而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偏概全”的研究弊病。

“存小异求大同”是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过程中需要引起切实注意的原则。吴简同类简牍的简文格式往往大同小异,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需要仔细辨析,应分析这些格式不同的简牍是集中出现,还是混杂在一起;格式差异是否分别具有特殊的含义,是因制作者不同造成的,还是书写不严格的缘故。比如,采集吴简中,两套对应的作部工师簿因注记“见”、“留”等的有无而在各盆中分别集中出现,分属于两个簿书,“注记有无”这一格式差异就是区分两个简册的关键依据,我们可以据此对两个簿书分别加以复原整理。而仓库入受簿中的券莂,由于成于众人之手,且官府对这类券文书写的要求似不严格,由此造成券莂的形制不匀、简文格式存在诸多差异。然而,这些简牍在各盆中是混杂在一起的,应是混编在同一简册当中。由此可见,券莂之间某些形制、券文的细小差异可能并非区分簿书的依据。总的说来,在以简文格式为依据整理簿书之时,应坚持“存小异求大同”的原则,以切实反映簿书本质差异的简文格式为简册分类的依据。

“由此及彼”是拓展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必要途径。由于采集吴简保留的成坨竹简较少,以揭剥图为依据复原整理的簿书虽然最为可信,但这仅仅是吴简简册的一小部分。不过,坚持“由此及彼”的原则,在同类简牍中,一种簿书的确认,有助于其他簿书的整理。如库钱简格式多样,内容复杂,根据揭剥图叁·图七能大致复原整理“襍钱领出用余见簿”,确认该簿书内襍钱简的样式和内容的编排,就可聚集相应简而组合为簿书。而其他同类简,依据盆号、简文内容和格式等差异,也就比较容易分别组合为“襍钱承余新入簿”和“襍钱入受簿”两种簿书。由此可见,如果能够先确认一种簿书,通过“由此及彼”的研究方式,就有可能对该类简牍中的不同簿书,利用相关依据开展复原整理与研究。

3西南地区

 

吴简文书学研究首次系统复原整理了吴简簿书,大致明确吴简簿书的种类及其构成。总体说来,吴简按材质和形制可粗分为嘉禾吏民田家莂和竹简两大类。而竹简簿书又大致可分为五类:户籍和户籍簿、名籍簿、库账簿、仓账簿以及特殊簿书。在这五类簿书下又分别有多种具有特定功能的简册。

唐友波

内容提要: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是走马楼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两类重要依据。在吴简簿书复原整理的过程中,应在两类依据中搜集各种可靠的信息,并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综合运用。吴简簿书的复原整理,不仅有助于明确吴简中簿书的种类及其构成,促使吴简研究从关注独特性简牍扩展至簿书整体性研究,也将奠定古井简牍文书学形成的基础,促进简牍学科的发展。

王子今指出西汉上郡武库位置险要应与上郡地处北边防线居中位置有关,其虽距前沿有一定距离,但可通过秦直道完成作用的实现(《秦汉研究》10期)。潘玲就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之间的文化交流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张骞出使西域应该是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文化交流的再次回复而非凿空(《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夏凡以丝绸之路的宗教艺术为视野,对新疆有品乐器的渊源、发展及其与宗教艺术的关联进行了研究(《世界宗教文化》3期)。

内容简介:

吴简簿书复原整理,即综合利用考古学整理信息和简牍遗存信息,依据揭剥位置示意图将对应简牍大致整合为残存簿书的状态,再以此为基础聚集同盆或相邻盆中的同类简,结合清理号和简牍遗存信息,根据簿书实际遗存情况将零散吴简尽可能恢复到簿书的原始状态。其中,依据揭剥位置示意图、盆号和清理号进行簿书复原,是吴简文书学最为显著的特点。

 

其二,吴简分类、集成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借鉴以往西北边塞简分类、集成的研究方法,或归纳简文格式、或根据简文内容,对吴简进行分类、集成,再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

王文静以1990~2010年出土或首次公布的战国有铭秦兵器为研究对象,梳理出战国秦兵器的类型与监造体系和秦文字特征[《长江大学学报》8期]。韩建武考释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6件有铭铜器、银器,指出高陵君鼎为第一件秦国纪年铜容器(《西部考古》12期)。张天恩在主编出版的《陕西金文集成》中,第一次全面收集了收藏于陕西各地文博单位的秦汉铜器,不少青铜器器形铭文为首次刊布(《陕西金文集成》,三秦出版社)。刘瑞梳理了学者对汉长安城未央宫出土骨签性质和用途的研究情况(《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钱彦惠从大云山汉墓出土器铭出发,认为西汉前期诸侯国所用器物的生产机构既有专设府库,又有中央工官;西汉中期诸侯国在府库自造器的同时出现郡国工官;西汉晚期府库生产器物的情况基本消失,诸侯用器多转由铜官或工官制造。潘天波考释了长沙望城庙坡山汉墓出土漆器上的相关文字(《中国书法》22期)。李零在介绍国家博物馆藏战国干支仪的用法后,梳理了秦汉干支筹等类器物的出土和使用情况(《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5期)。李宝才介绍了法国发现的与伯希和有关的1件鸟篆文铜壶,指出其当为西汉中期铸造,曹锦炎、李则斌释读了江苏盱眙西汉江都王墓出土的越国鸟虫书錞于文字。

 在“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考古工作者根据吴简采集、发掘时的原貌,绘制了揭剥位置示意图、盆号和清理号,为吴简簿书的复原整理提供了比较客观的考古学整理信息。揭剥位置示意图直观反映了残存简册的留存状况,是吴简文书学研究最为基础、重要的考古学依据。盆号是根据采集批次和发掘揭取区域编制的,同类簿书往往聚集出现在同一或相邻盆中。盆号为扩大吴简簿书整理范围提供了另一个重要且可靠的考古学依据。清理号则直接反映了黏连竹简之间的关系。此外,简牍形制、编痕、笔迹、简文格式、内容等简牍遗存信息也是编排简册构成和判别不同簿书的重要依据。

 

走马楼吴简原本应是以简册的形式弃置于井中,很多成坨竹简呈现出收卷状,如《竹简〔贰〕》附录“揭剥位置示意图”呈现出简册样貌,简牍残存上下两道编痕,表明它们原来编连在一起,不仅如此,简牍在J22中的“摆放有一定的顺序,层层相迭,似有意为之”。[2]只是,因久埋地下,编绳朽无,编连已失,腐蚀严重,长期受到挤压,堆积状况复杂,埋藏的目的亦不清楚,出土时还经受人为扰动,原来的簿书已是丧失编连的散简。[3]要想全面而准确地把握吴简丰富的内容,理想的前提是,将这些片简零篇尽可能地恢复到簿书的原貌。然而,走马楼吴简是首批发掘于古井的简牍,其埋藏的环境、考古发掘整理的方式,与边塞简、墓葬简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其簿书复原整理缺乏可资直接、全盘借鉴的经验、方法,[4]仍需要在研究中不断摸索,并加以总结。

耿建军分析了徐州汉代采石遗址后指出,该遗址主要开凿两种石料,即小长山开采石板和云龙山开采塞石(《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在“汉代西域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总结讲话

其实,出土于古井的吴简,与边塞简、墓葬简相比,其埋藏环境有很大不同,发掘整理也有其自身特色,有必要根据古井简牍的特性,对其整理与研究方法作出相应调适和创新。国内外对古井简牍文书学研究的学术积淀相对薄弱,开展吴简文书学研究,能奠定古井简牍文书学形成发展的基础,促进我国简牍学科发展。

  第一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形制,将其分为竖穴木椁墓、竖穴砖(石)室墓两种类型。第二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随葬品,以陶礼器、模型明器和生活容器作为典型器,分析其类型、演变及共存关系。第三部分,根据典型器物的形态演变序列,将南阳地区汉墓分为西汉早、中、晚、新莽、东汉前、后六期。第四部分,分析南阳地区汉墓的文化因素属性,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与汉文化相关,内涵复杂,乙组代表本土传统,较为单纯,丙组集合了豫北、关中、长江下游三种外来文化因素。第五部分,讨论两汉不同阶段,三组文化因素的互动与融合。将南阳汉文化的形成分为孕育期、成长期、成熟衰落期三个阶段。本土文化与汉文化在思想层面的整合在第一阶段已基本完成,而表象层面的彻底整合直到东汉后期才得以实现。第六部分,结合文献探讨南阳地区汉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提出南阳地区汉文化的形成是一种渐进改良的方式,与汉代政治、思想领域的大一统进程基本吻合,代表了汉代政治核心区的汉文化形成模式。

其一,吴简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研究。这类研究或以吴简中出现的新词语和独特事物作为课题,结合传世文献开展研究,如吴简中出现的“丘”、“二年常限”田、“复民”、“给吏”、“限米”等。或围绕传统研究中的重大历史问题、遗留难题,利用吴简新材料提出新认识、新解答。如沉寂多年的吏民、丁中制、户调等社会经济史问题,以及近年来讨论较多的早期户籍、社会身份、乡里制度、土地制度等。目前,这方面的探讨在吴简研究中占主体地位,既奠定了吴简研究发展的基础,揭示了吴简的重要价值,又开启了汉晋之际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里程。

赵德云在将西周至汉晋之间的十三类珠饰进行系统收集后,对它们的来源和传播、形态和功能变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通过外来珠饰的传播探讨了欧亚大陆中西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特征(《西周至汉晋时期中国外来珠饰研究》)。徐蕊对汉代服饰的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并分别对男性、女性服饰进行了类型学研究,在考察了汉代服饰与礼制的关系后,对汉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做出研究,并将其放在世界范围内与罗马附近开展对比(《汉代服饰的考古学研究》)。

下编

曾有日本学者说:“中国虽有古文书,然无古文书学。”这句话不无傲慢与偏见,但也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我国学界历来重视传世典籍,古文书常被视为传世文献的附庸,较少将其视作独立材料运用古文书学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就简牍文书而言,以往的简牍文书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北边塞简,并形成了以简牍集成和册书复原为代表的研究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学界日益重视简牍文书学研究,伴随简牍文书持续不断出土,我国古文书学取得了长足进展。

  以揭剥图、盆号、清理号等考古学整理信息为首要依据,结合简牍形制、笔迹、简文格式和内容等简牍遗存信息,将采集吴简中的库钱简视作独立的材料进行文书学复原整理,辨析某类簿书所含的简牍,关注簿书的原始状态和内部联系。通过吴简文书学研究,不仅发现揭剥图、盆号、清理号以及简牍遗存信息形象而具体地反映了吴简的采集原貌,为散简的复原整理提供了比较客观、可靠的考古学依据,值得引起吴简研究的重视,而且明确了采集吴简库钱账簿体系,即由“襍钱入受簿”、“襍钱承余新入簿”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组成。从而使孙吴基层财政运作的探讨,建立在簿书所提供整体认识的基础上,摆脱了过去主要根据简文内容和传统认识对各类简牍进行归类,以零散简牍作为论据的局限性。吴简“襍钱入受簿”和“襍钱承余新入簿”记录的主要是库钱的“收入”,而“襍钱领出用余见簿”载录的则主要是库钱的“支出”,孙吴基层财政大致按收、支两条线进行管理,“收”、“支”之间以“领”来明确具体的责任,并在收支过程中通过换算实现增殖。由“入受”—“新入”、“承余”—“领收”—“出用”—“余见”组成的库钱收支流程,表明孙吴基层财政收支已运用基本成熟完备的四柱结算法进行结算。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于1996年10月在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广场走马楼古井群J22中出土,共计约10万枚,内容主要是孙吴嘉禾年间临湘侯国的行政“簿书”。[1]这批简牍从出土伊始,就引起了中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丝绸之路

 公元前8世纪前后阿勒泰与周邻地区考古学文化之考察——以东塔勒德墓地为例

吴简文书学研究以确认的簿书为依据,对孙吴临湘侯国吏民社会的基本情况展开研究,不仅使我们能够具体而微地了解孙吴基层社会,特别是官民互动过程中显现的社会景象,也为今后更好地把握汉晋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条件,有助于重新审视孙吴在汉晋社会变迁中发挥的承续或革新作用,呈现汉晋基层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文博系,北京,100191)

2西北地区

 从汉代艺术品中的胡人形象看当时的文化交流

然而,古井简牍的整理研究,尚无经验可循,这给走马楼吴简的考古学整理和文书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吴简一经公布,即引起学界关注,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鲜有学者对吴简这类古井简牍的特点、整理及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总结,即使以古文学研究见长的日本学界也是如此,学界仍习惯于用原有的简牍研究方法对待吴简。

上海博物馆藏盂鼎旧拓五种及讨论

(本文电子版由编者提供 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7》)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古井简牍出土

 

陈洪梳理秦墓资料后指出,嬴秦贵族多用直肢葬、平民多用屈肢葬的葬式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只延续到春秋战国之交,到战国早、中期后,在变法革新削弱旧传统势力的内因,和外来移民将平民直肢葬带入关中秦地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小型墓中直肢葬大量增加,秦人葬式的等级色彩逐渐消失(《考古与文物》2期)。该文发表后,陈洪更进一步全面梳理了春秋、战国秦和统一秦在渭水、江汉地区的秦墓,重构出土铜器、陶器编年及分期,对秦墓头向问题再做分析,进一步探讨了葬式与社会等级间关系,从考古学上具体而微地阐释了秦人的统一化、秦文化的日益强大化的过程(《秦文化之考古学研究》)。

 汉代帝王陵墓中玉圭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吴简文书学研究不仅重视簿书的复原整理,还注重以簿书为依据对孙吴基层文书行政流程及相关史事加以研究,强调在研究吴简及其反映的历史问题之前,有必要就吴简簿书本身开展复原整理并分析其内容构成。先基于吴简簿书得出结论,再与传世文献中的有关说法进行比较,谨慎对待两类认知的异同,不作简单的肯定、否定或折中,而是对认知差异认真加以总结,期待随着研究的推进,在大量认知差异中归纳或演绎出真知,以此作为产生新认识的基础。这样便较好解决了吴简与《吴书》等传世文献内容各有偏重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陈博在对汉代城市进行分区、分级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复原汉帝国的城市体系,并对帝国中心区及南北边疆地区进行比较后,归纳了不同地区城市与城市体系的共性特点和区域特征,考察了不同区域城市选址的差异,不同地点城市组成的特点,并以等级—规模分析为基础进行了人口分布与城市化程度的探讨,从新的视角观察了早期帝国及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从中心到边疆——汉帝国城市与城市体系的考古学研究》)。

 从考古资料看汉朝统辖西域的历史进程与“安辑”举措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簿书整理与研究”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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